《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周恩來給地方官員透了實底，算了細賬

進入 《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1962年1月11日—2月7日）》張素華 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2月7日，大年初三，這一天天氣仍然晴好，七千多名中共官員再次浩浩蕩蕩乘坐大客車，向人民大會堂方向集中。當時的北京大街上，汽車比較少見。這么多汽車向同一個方向駛去，引得不少市民駐足觀望。

大會在下午四時半開始，主持人毛澤東的話還是簡單的不能再簡單了：“開會，請恩來同志講話。”

周恩來開篇便表態說：“同志們：我完全同意劉少奇同志的報告，主席和其他政治局常委同志的講話。”

這時，與會者開始注意到，周恩來手中沒有厚厚的講話稿，拿的只是一份講話提綱。手持提綱發表大會講話，是這次七千人大會的一大特色。

事前，毛澤東曾提出中央常委都在大會上講一講，但具體講些什么內容，他沒有說，也沒有進行討論和布置。結果，除劉少奇的一個書面報告之外，每個人（包括劉少奇）都是按講話提綱進行大會發言。有的發言稿即使事先寫好了，也沒有用。如林彪，就是把事先寫好的材料扔在一邊，自己臨時拉條子在大會上講的；朱德事先準備了兩個講話稿，并曾廣泛征求意見，后來也收回了，臨時換了講話內容。毛澤東甚至連講話提綱都沒有。

這種現象，應該說在黨的歷史上是比較少見的。它至少說明兩個問題：

第一，七千人大會屬于臨時動議，準備工作只有兩個月的時間，相對來說比較倉促，像劉少奇的書面報告，起草出來送給毛澤東審閱時，距大會的召開僅差一、兩天時間，毛澤東有什么意見，已經來不及切磋修改了。

第二，這是一個總結經驗的大會，人們思想比較活躍，相互碰撞，相互啟發，不斷產生新的想法。七千人大會的這種“動態”的特點，有點類似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大家解放思想，暢所欲言，新想法、新動議不斷產生，因此，許多中央領導同志的講話都是根據大會的新情況即席發言。

2月7日，也是七千人大會的最后一天。周恩來手持提綱侃侃而談，一口氣講了兩個多小時。

周恩來的講話，是從國務院總理的角度來講的。大體分為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表態性的；二是為中央分擔責任，代表國務院包括他本人作自我批評；三是講經濟形勢的主要困難和克服困難的主要辦法。

首先，就需要統一思想的重大問題，即對過去幾年的工作和“三面紅旗”問題，他表明了自己的觀點。他說：

這幾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工作，在“三面紅旗”的指引下，成績是偉大的，是第一位的，主要的；缺點和錯誤是第二位的，次要的。

“三面紅旗”，經過實踐的考驗，證明是正確的。從建設社會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來看，今后將會更加證明“三面紅旗”的正確和光輝。我們的缺點和錯誤雖然嚴重，但是，它是屬于執行中的具體政策和具體工作的問題，不是“三面紅旗”本身的問題。缺點和錯誤，恰恰是由于違反了總路線所確定的正確方針，違反了毛主席的許多寶貴的、合乎實際而又有遠見的意見才發生的。

周恩來的上述這一段話，基本采用了劉少奇書面報告中的說法。第二段話，看得出來，他是在努力和毛澤東保持一致，維護毛澤東的形象。

周恩來的講話同林彪相比，顯然有著本質的區別。林彪是滿懷激情的為“三面紅旗”辯護，同時強調“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周恩來給人的感覺，似是一種按部就班的表態。他所說的缺點和錯誤，恰恰是“違反了毛主席的許多寶貴的、合乎實際而又有遠見的意見才發生的”這句話，似也可以理解毛澤東也有一些不合實際和缺乏遠見的意思。比較而言，劉少奇坦率分明，鄧小平則采取了不提“三面紅旗”的回避態度，而周恩來則有點不偏不倚的味道。

周恩來是一個對自己要求十分嚴格，勇于檢討錯誤、承擔責任的人。這次會上，他的這一點表現最為突出。周恩來對于經濟工作雖然不如陳云那么擅長，但自建國以來，由于擔任國務院總理，長期處在工作第一線，也積累了不少經驗。1956年，面對盲目追求高速度的情況，周恩來曾提出“反冒進”的問題，因此遭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說他泄了6億人民的氣，犯了政治方向性的錯誤，為此他做了一次又一次的檢討。“大躍進”運動起來之后，應該說周恩來的內心是復雜的，既存在對“大躍進”疑慮的一面，也有被人們的熱情所鼓舞感染的一面，還有屈于巨大的政治壓力的一面。

這種矛盾的心理，在“大躍進”的嚴重后果暴露出來后，加深了他對自己的自責。他在2月7日的講話中，代表國務院做自我批評說：

對于缺點和錯誤，在中央來說，國務院及其所屬的各綜合性委員會，各綜合口子和各部，要負很大責任。國家計劃和具體政策，具體措施，有許多是由政府部門提請中央審核批準的。還有一些政策性的文件，沒有經過中央審核批準，就由各部門擅自發出，這更是無組織、無紀律的分散主義行為。

計劃上的高估產、指標高、變動多、缺口大、基本建設戰線過長、權力下放過多、過散，不切實際的，過多過早過急的大辦、大搞等等，國務院及其所屬部門，都是有責任的。

周恩來在代表國務院進行自我批評的同時，還向大會檢討了自己本身的錯誤。他不是泛泛地說我有責任等語，而是實實在在地舉了兩個比較典型的例子。他說，自己犯的一個嚴重錯誤是：

1959年8月26日在人大常委會上，提出了超過實際可能的關于躍進、大躍進、特大躍進的標準，即規定農業每年增產超過10％是躍進，超過15％是大躍進，超過20％是特大躍進；工業每年增產超過20％是躍進，超過25%是大躍進，超過30％是特大躍進。

另一個錯誤是：1958年6月2日，他主持起草了一個關于將輕工業下放98.5％，重工業下放96％的文件。這是權力下放過多過散，形成分散主義的根源之一。這種不切實際的要求，就必然造成地方上各搞一套和盲目追求產值的嚴重后果。周恩來表示，這些問題，他還要在3月的人大、政協會議上做適當的解釋，這是他的賬，要交代。

坐在一旁的毛澤東心里明白，周檢討的兩個錯誤，并不是他的發明，大家都有份，所以插話說：“交代一回也就好了。”

在中央七大常委當中，像周恩來這樣把責任攬在自己身上，做非常具體的自我批評的獨一無二。聽了周恩來的講話，不少人很感動。有人說，以后再怎樣打屁股也痛快。

從周恩來講述的第一個錯誤的時間看，正是1959年廬山會議剛剛結束的時候。廬山會議之前，周恩來已經看到了“大躍進”的問題，開始考慮要降低各項經濟指標。但廬山會議反右之后，他立刻將冶金部的副部長袁寶華、國家計委的安志文叫到廬山，重新核定鋼材產量問題，并給各部長打招呼，說彭德懷的問題是什么性質，主席是怎么表態的，政治局是什么意見等等。用袁寶華的話說，總理打招呼的目的，是怕大家犯“錯誤”。可能就是為了不犯“錯誤”，廬山會議結束10天后，1959年8月26日，周恩來便按照中央討論的意見，在人大常委會上講了新的躍進標準。

從周恩來講的躍進、大躍進、特大躍進的標準來看，確實有點天方夜譚，按這樣的標準部署經濟工作，只能帶來更大的浮夸和瞎指揮。類似這樣的錯誤，恐怕不止周恩來一人，但只有他當著全黨的面，揭自己的短。心地坦誠可見一斑！

不過有一個問題要問：周恩來本來已經知道指標高了，可是為什么還要這樣宣布呢？袁寶華說：“當時是泰山壓頂，很難頂得住啊！”

這就是當年的現實情況。這種現實，有多少值得令人回味、令人深思的東西呀！

周恩來在做完自我批評之后，開始講這幾年他感受最深，作為一國總理最為頭疼的事情，那便是困難的形勢。當時全黨對形勢的看法并不統一，一種認為形勢極端困難；一種認為沒有什么了不起。毛澤東認為，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大會按照毛澤東的口徑，也強調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那么，這個困難的形勢到底是過去了還是沒有過去呢？周恩來在講話時，便把重點放在了解釋為什么說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的問題上，他說：

現在的困難既然相當嚴重，為什么說最困難的時期已經渡過了呢？這是由于：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已經改正或者正在改正；幾年來工作經驗的積累，使我們逐漸認識了一些建設中的客觀規律；農村情況已經開始好轉，工業減產趨勢已經基本停止；最重要的是，我們對過去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揭開了蓋子，破除了迷信，統一了認識，總結了經驗。

既然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而缺點錯誤又已經糾正或者正在糾正，為什么又說目前國民經濟中的困難還相當嚴重呢？這是由于三年嚴重災害的影響和許多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所造成的困難，還不能一下子就完全克服；工農業生產在某些方面遭到了部分的甚至是嚴重的破壞，經濟情況的好轉還剛剛開始，工農業生產的恢復和回升，還需要一定時間。

應該說，周恩來在這里將中央對形勢看似矛盾的估計講透了。他實際上給全黨這樣一個信息：我們大有希望（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不過要知道還有嚴重的困難（還相當困難）。他把毛澤東對形勢的估計和判斷辯證地、入情入理地一一向大家闡釋，使人很難不信服。人說周恩來是毛澤東的左右手，毛澤東用口，周恩來用手。毛澤東說的話，要靠周恩來去完善、去落實。從這里，似可以看出周恩來在落實毛澤東的意圖方面，確實有十分高超的藝術。難怪蔣介石曾十分羨慕毛澤東身邊有個周恩來。

那么到底存在哪些具體的困難呢？劉少奇在口頭報告中，已經講了不少，周恩來在講話中，更加具體地一一羅列出來。他說：

當前的主要困難是，生產降低，物資不足。農產品很不足，人民的吃、穿、用都不夠，市場供應相當緊張，工業、原料、材料、燃料不夠，許多工廠處于半開的以至停工狀態，約有三分之一的企業虧本賠錢。我們經濟上的困難，反映在財政上，就是最近兩年財政都有赤字……

周恩來強調，目前供應最緊張的是糧、棉、煤、木，其中最突出的是糧食。

因為糧食連年減產，全國出現嚴重的糧食危機，這幾年各省市幾乎天天向中央告急。1960年6月，國務院財貿辦的一份報告談到糧食情況說：北京的糧食只能銷七天，天津只能銷十天，上海已經幾乎沒有大米庫存，遼寧十個城市只能銷八九天。這恐怕是建國以來，最讓中央領導人心焦的事情了。倘若幾個大城市的上百萬市民排隊購糧，而糧店則沒有糧食可賣！將是一個怎樣的情景啊！

周恩來急得吃不下飯，睡不著覺，為了解決人民的吃飯問題，周恩來給各省市打電話，有時親自前往，慢聲細語，請求地方發揚風格支援中央；急了，也得聲色俱厲地陳明利害關系；有時候，他還得用詼諧的態度，想辦法“釣”出糧食。

有一次，周恩來來到江西，江西省委負責人請他吃飯。省長劉俊秀舉杯向他敬酒，周恩來端起酒杯，卻提出一個條件，干一杯酒，增加外調糧食一億斤！連干三杯，增加三億斤好不好？劉俊秀頓感為難起來。周恩來說：我有調查。江西老俵口糧水平比較高，還有儲備糧，比嚴重缺糧的晉、冀、魯、豫好多了。增加三億斤雖有困難，還是可以的。無奈，劉俊秀只好答應。一杯酒，值一億斤糧食。這恐怕是世界上最最昂貴的一杯酒了。為了解決糧食問題，周恩來用盡一切辦法，在各省市之間騰挪周轉，一國總理得了個“糧食調度總指揮”的雅號。

這幾年，從中央到地方，受糧食的困擾實在太大了。除了糧食，還是糧食，其他國家大事，幾乎無暇顧及。那么多人因缺糧少吃而得了脬腫病，還有不少人被餓死，從毛澤東到周恩來，到黨的各級干部，又如何能夠心安？中國是一個有6億人口的大國，基本的糧食問題不解決，其他的建設問題又從何談起。召開七千人大會的直接起因，就是為了解決糧食問題，所以在大會上，周恩來強調了又強調的，就是糧食，想盡辦法克服糧食危機。

當時中國嚴重的糧食危機，并沒有向社會透露一絲一毫，報紙上一個字的報道也沒有，國外對此也只能猜測-中國已經發生糧食危機。在七千人大會上，周恩來給這些地方官員們交了實底，算了細賬。他說：

第一個五年計劃，平均每年生產的原糧，有3600億斤左右，全國農民每年的年均口糧是400多斤原糧。1961年糧食總產量2800億斤左右，全國農民平均口糧只有300斤左右原糧，多數的省、區在300斤以下。

糧食在大量減少，而同糧食成反比的是：這幾年城鎮人口比1957年增加3000多萬人，糧食銷量增加100億斤左右。盡管1961年精簡城鎮人口1000萬人，1962年要養活現有的城鎮人口，還差100億斤左右的糧食沒有著落。

與會者聽到這里，個個屏聲息氣。過去他們考慮的是一個縣、一個地區、一個省、一個大區的情況，現在聽到的是全國的情況。看來全國形勢真的不容樂觀。只聽周恩來繼續談到，如何解決糧食困難呢？

第一， 能不能向農民再多征購一些？看來不大可能。因為我們現在的征購比重很高了，……如果征購過頭，勢必增加今后農業恢復的困難，延長農業恢復的時間。可是，為了保證國家最低的需要，上面說的征購數字也不能再減少。鄧小平同志說過，如果再減少，那只好解散城市，大家回鄉。

第二， 能不能再降低城市的供應標準，我看也不能。目前城市人民的生活已經降低了，如果再降低，就很難維持下去。

第三， 能不能再增加糧食進口？1961年我們進口了500萬噸糧食，已經很吃力。今年準備進口400萬噸，糧食的來源和外匯都還沒有完全落實。

這也不能，那也不能，到底什么是解決困難的主要辦法呢？周恩來說：“還是劉少奇同志報告中所指出的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具體地說，周恩來提出了八項辦法：

第一， 堅決精簡機構，壓縮城鎮人口，精減職工人數，減少糧食供應。1962年上半年要繼續壓縮城鎮人口700萬人，其中職工要減少500萬人，在上半年精減的指標實現以后，下半年還要考慮提出新的精減計劃。這是克服當前困難最重要的一著，也是調整工作的一個重要環節。

第二，爭取農業增產，主要是糧、棉、油。

第三， 努力增加工業生產，首先是增加能夠供應市場的工業品的生產，同時，保證完成煤、木、礦、運的任務。

第四，縮短基本建設計劃，堅決“下馬”。

第五，要統一、全面、徹底、合理地進行清倉核資。

第六，大家一起走“前門”，反對走“后門”，搞好市場供應，爭取財政收支平衡。

第七，堅決還賬，努力承擔國際義務。

第八，建立新秩序，樹立新風氣。

周恩來強調：

抓緊以上的八項工作，做好這些工作，才能克服困難，實現以調整為中心的1962年的任務，也才能為實現十年奮斗目標創造有利條件。

這扭轉局面的八項工作，在我們今天看來，似乎有些拘謹，力度不大，沒有放開搞活。但在當時，傳統社會主義模式制約著人們思想的時候，也只能這樣來做。值得指出的是，八項工作，其中六項都是硬碰硬的具體措施，沒有談到要反對什么利用職權，為己謀利的問題。有人說，那八項中不是有反對走“后門”一條嗎？其實，這個走“后門”，主要是指有些省企圖通過關系請中央多撥款，打亂中央財政平衡的情況。可見當時，即使生活十分困難，黨的干部的作風還是經得起考驗的。

周恩來的報告，一方面使大家認清了當前形勢，實實在在地了解了全國糧食的底細與中央的困難，一方面又使人們明了克服困難的具體辦法，可操作性比較強。會后，上述八項工作都順利落實，到1963年底，糧食形勢出現根本好轉。

周恩來在講話即將結束時，向全體與會者提出了希望。他說：

同志們，劉少奇同志在書面報告中最后提出，我們要進行建設，也要有像毛主席的七大時期所提倡的愚公移山的精神，既要有雄心壯志，又要實事求是；既要鼓足干勁，又必須從實際出發，走群眾路線。我們一定要兢兢業業，勤勤懇懇，一點一滴地做好實際工作，一個一個地解決具體問題。這也就是毛主席所說的，我們的經濟工作，必須越做越好。

周恩來講完之后，大會表決通過了有關劉少奇書面報告的決議。最后，毛澤東說：這個會議就閉幕了。但是，明天還要留一天，以便各省還有些問題談一談。明天要開一次小型會議，有省一級的同志參加。明天過了，后天就都回家，回你們那個家。

毛澤東最后說：“這個會開得好，開完了，散會！”

陳云也是中共中央七大常委之一。毛澤東曾布置，中央常委都要在會上講一講。但陳云沒有講。會議期間，毛澤東也曾親自請陳云講話，陳云都以“在做工業調查，還沒有調查完，現在還沒有把握來講”為由，謝絕了。陳云為什么不講話？事隔14天，在“西樓會議”上，他為什么又講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