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日記》與西安事變的幾個問題

《蔣介石日記》（以下簡稱《日記》）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陸續對外開放，已引起國內近代史學界的廣泛關注。《日記》的開放為中國近代史的研究開辟了一個新視窗，增添了許多新資料。蔣介石在1936年12月西安事變期間撰寫的日記，雖對當時一些關鍵人物和事件的記述過于簡略，或者是有意隱匿，致使后人研究這個重大歷史事件頗感困難。但蔣介石作為西安事變重要當事人，他當年撰寫的日記，仍不失為研究這一事件不可或缺的第一手珍貴資料。況且，這份原始日記，較之1937年初他命陳布雷代筆的用來作宣傳使用的《西安半月記》更接近于真實，史料價值更高些。《日記》的開放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把西安事變的研究再向前推進一步新的契機。

西安事變是蔣介石逼出來的

釀成西安事變的原因，周恩來早在1946年紀念西安事變10周年時就指出：在東北淪喪、華北危亡之秋，全民奮起，挽危救亡，已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這種潮流“已無可阻止”，可是“唯獨蔣介石先生別具心腸，硬要在日寇進攻綏東之際，拒絕東北軍請纓抗日，強迫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繼續進行內戰，但他這種倒行逆施，不僅未能達到目的，反而激起了西安事變”，“西安事變是蔣介石自己逼成的”。蔣在事變前夕《日記》里披露的事實，可以印證周恩來的這個論斷。

蔣介石親臨西北逼迫張學良、楊虎城繼續“剿共”，并未收到成效。張、楊（特別是張）堅持要求蔣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甚至當面斥責蔣下令槍殺參加紀念“一二九”集會游行的西安學生的行徑。張本來有恩于蔣，蔣在鏟除異已、統一中國過程中，得到過張的鼎力相助。九一八事變后，政見上的分歧和對立，導致昔日這對情同手足的摯友漸行漸遠，甚至反目成仇。

面對外敵入侵，集國難家仇于一身的張學良反對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方針，主張停止內戰、共同抗日。從蔣10月下旬到西北，至西安事變爆發近兩個月時間里，張無數次勸蔣停止剿共內戰、共同抗日，均遭到蔣的拒絕和痛斥。蔣對張的看法和態度，亦隨之驟變。12月10日，蔣在西安嚴詞批駁了張的抗日主張，拒絕了張率部赴綏遠抗日的請求。在當天的日記里，他把張描繪成一個“小事精明，心志不定”的人，“可悲也”，并表示以后與“漢卿說話，不可太重”（以往他與張推心置腹，無話不談）。他覺得12月10日“下午與漢卿談話”，結果“心甚悲憤”。蔣當面痛斥、謾罵張的那些重話，《日記》避而不談。第二天，蔣在黎天才面前發泄的那些對張的不滿言論和情緒，卻被黎天才記錄了下來。

黎天才原名李渤海，早年參加中共，曾在李大釗直接領導下從事工人運動。四一二事變后他被捕叛變，投靠奉系，后被張學良重用，成為張情報工作的主持人，西安事變前任西北“剿匪”總部政訓處副處長。事變爆發后，張、楊發表的八項救國主張通電就出自黎天才之手。黎成了張的重要心腹和謀士。對張身邊的這樣一位情報高手，蔣十分青睞，極力拉攏，企圖使黎效忠南京，成為自己埋藏在張身邊的一個耳目。

12月11日的《蔣介石日記》記載：“黎天才與孫蔚如（楊部）二人忽來求見。其實此二人乃張、楊派來探察余是否仍在行轅也。”這是蔣介石的無端猜想。其實，黎天才12月11日到臨潼華清池面蔣非是主動“求見”，而是被蔣“召見”。對此，黎在其《自傳》中有詳細記載：“十二月十一日下午四時，蔣孝先忽由臨潼給我電話，說蔣要見我，我當時請示了張，去不去？張說為什么不去，聽聽他說些什么。”黎到華清池剛被叫進屋，蔣的態度還算和緩，讓黎與他并肩而坐，對黎說：“數年來，我一直把你看作是我的同志，是我的學生。”接著，蔣嚴厲譴責張學良反對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問黎：“你知道張副司令究竟是何居心？要干什么？”黎答：“張副司令對委員長居心無他，他近來的抗日主張，乃由于其所屬干部一般情緒反映。”蔣不相信，說：“這都是共產黨代表你們制造的假士氣。”還說：“如果真有這種情緒，九一八事變之后，隨時都可以和日本人拼命，何至鬧到今天這種局面？”蔣對西安出版的報刊公開點名批評他十分惱火，說：“我走遍全中國，沒有一個省份的報紙來批評我，我不想在我最信任部屬管轄區域，居然有此等現象發生”，“一個好好的西安城”，被你們“鬧得這樣烏煙瘴氣”。他問黎天才：“聽說此前被驅逐出境的那個高崇民，又秘密地回來了，是嗎？”他又從衣袋里掏出一個名單，其中包括高崇民、孫銘九、應德田、栗又文等。蔣問黎天才：這些人“是不是都住在張副司令公館里”？張學良身邊的這些人，蔣視為眼中釘，稱作“壞分子”、“惡化分子”、“勾結共產黨為非作歹的人”，必欲去之而后快。蔣介石對張學良在處置西安學生紀念“一二九”游行事件中，既代表當局安撫學生，又代表學生向蔣提請愿要求的做法耿耿于懷，極端反感。他對黎天才說：張“做兩方面的代表，這真是古今中外的大笑話……我看他的腦子是被這批惡化分子攪亂了，你回去勸他清醒清醒，告訴他，一人絕對不能代表兩方面”。蔣再次強調反對張、楊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主張，對黎說：“我明白對你說，打不完共產黨，就談不到打日本帝國主義，國家的力量，都在我手里。你們附和共產黨的宣傳陰謀，對國家是嚴重的犯罪。”黎委婉地回答說：“往年委員長在南昌的時候，常常強調‘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說法，我認為時至今日客觀情勢和以前不同了，今天應該九分政治一分軍事便夠了。”蔣聽到這里，暴跳如雷，氣急敗壞地說：“我對你講，苦海無邊，回頭是岸，頂天立地做一個人是不容易的，假設承認我是你們的領袖，就應該無條件地服從我——忠實于我。”

正因為蔣介石10日下午當面痛斥和謾罵了張學良，次日又在黎天才面前發泄了對張學良的強烈不滿，11日晚間軍事會議和聚餐時他發現“漢卿今日形態之奇異”、“形色匆忙，精神慌[恍]惚”，便認定是因為“彼聽得余對黎天才訓誡之言，使彼心不安”；或者是“其為昨日聞余切訓，使彼不樂而已”。蔣對張頓起疑心，擔心發生意外，有意喚待從室主任錢大鈞前來，叮囑他對“行轅警衛應特別加嚴”。然因睡眠時間已到，未召錢來。蔣的生活習慣是每晚10時前入睡，過時會失眠。

蔣介石認為，張、楊此前不積極“剿共”，使紅軍在西北的勢力壯大；現在又不接受他新提出的進剿計劃，便決定將他們及其所部調離西北，派自己的嫡系部隊中央軍來西北“剿共”。事變前，蔣的重要將領蔣鼎文、衛立煌、陳誠、朱紹良、陳繼承、萬耀煌等已被召至西安。蔣準備任命福州綏靖公署主任蔣鼎文為西北“剿總”前敵總司令，接替張學良的職務；同時，擬任命衛立煌為晉陜寧綏四省邊區總指揮，任命朱紹良為西線總指揮官，任命陳繼承為南線指揮官，陳誠則以軍政部次長名義指揮綏東中央軍各部。蔣介石在12月10日的日記里明確地寫下了他近期要做的八件事，其中第一、二項是派中央軍進駐陜甘。萬耀煌部一個師已入陜進駐咸陽；“陜南派廿八師進剿，抑派四十師乎？”“樊軍決派陜北”。樊崧甫部第四十六軍，西安事變前駐防于隴海路的潼關與洛陽間，當時是派往陜北最近的中央軍。蔣介石預定要做的第四件事是“發表蔣衛名義”，公開發表蔣鼎文、衛立煌的上述職務，這就意味著張學良、楊虎城被完全取代，進攻陜甘紅軍的指揮權完全落入蔣介石及其親信手中。《日記》的上述記載，說明當時坊間傳說的蔣讓邵力子囑《大公報》記者發表蔣已調蔣鼎文、衛立煌等來陜，接替張、楊剿共的消息，并非空穴來風。

蔣介石為了推行其新的進剿陜甘紅軍的計劃，落實上述部署，12月11日晚在其行轅（臨潼華清池）舉行軍事會議，“召集張（學良）、楊（虎城）、于（學忠）及中央各將領”參加。楊虎城和于學忠因準備次日凌晨的“兵諫”行動托辭缺席。

蔣介石萬萬沒有想到，在他對張、楊采取行動前，他就成了張、楊的“階下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