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之馬脫韁：周恩來坦言“我做夢也沒有想到”【3】

這場披著“文化大革命”之名的政治運動，自打它一登上中國的歷史舞臺，就像一股肆虐大地的洪水，也像一匹脫了韁的野馬，把偌大個中國大陸攪得天翻地覆、動蕩不安。林彪、江青一伙人利用了毛澤東通過天下大亂從而達到天下大治的想法，……從而達到他們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把中國逐漸引向了災難的深淵。

而林彪、江青一伙人利用了毛澤東通過天下大亂從而達到天下大治的想法，利用了毛澤東在《五一六通知》中關于“清洗”黨、政、軍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這一尚方寶劍，通過對紅衛兵運動狂潮的推波助瀾和暗中操縱，從而達到他們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把中國逐漸引向了災難的深淵。

如此意義上的“文化大革命”，周恩來不可理解，一開始他就顯得很被動。后來他這樣描述自己的心態：“我做夢也沒有想到。”

然而，面對兇猛而來的運動，周恩來所要做的，是盡最大的努力把“文化大革命”的損失減少到最低限度，使中國的國民經濟不至于崩潰。

一位叫迪克·威爾遜的英國作家在他的《周恩來傳》中這樣描述“文革”中的周恩來：“周恩來像個絕妙的騎手試圖騎在一匹脫韁之馬的背上，并最終制服它……”

“文革”之馬脫韁，是由紅衛兵運動開始的。

就在通過《五一六通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閉幕的頭一天——5月25日，在康生及其妻子曹軼歐的授意、策劃下，北京大學哲學系聶元梓等七人貼出一張題為《宋碩、陸平、彭■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報，矛頭指向北京大學黨委和北京市委，公開攻擊他們搞修正主義。

這張大字報貼出來，周恩來內心是不贊成的，因為北京大學有幾十個國家的留學生，大字報違反了內外有別的原則，把矛盾公諸于眾。

得知消息的周恩來連夜派華北局、國務院外辦和高教部的負責人到北京大學，批評聶元梓等人的做法，指出他們搞亂了中央的部署，違反了中央規定的原則，并重申中央關于要嚴格遵守內外有別原則的指示。

康生則心懷鬼胎，暗里藏刀。他在得知周恩來的批評后，立即讓曹軼歐要來大字報的底稿，密報給在杭州的毛澤東。看到大字報的毛澤東，他的反應卻與周恩來等人大相徑庭，他對康生等人的做法采取了支持的態度。認為這張大字報是“20世紀60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

6月1日，毛澤東指示康生和陳伯達：“此文可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當晚8時半，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發了北京大學這張所謂的“馬列主義大字報”。

周恩來一下子懵了。陳毅等人也懵了。當天晚上，陳毅問他：“這么大的舉動為什么事先不給個通知？”

周恩來只能回答：“我也是在臨近廣播前才接到康生的電話，通知今晚由中央臺向全國播出。”

毛澤東在外地遙控，在京的劉少奇和周恩來等人已經無法駕馭和適應政治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