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領導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反細菌戰【6】

　　對其他疾病的防控和救治工作，周恩來也非常重視。1950年5月底，察哈爾省雁北地區麻疹流行。周恩來指示時任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副部長的賀誠同志“迅予救濟”，并將最后處置情況向毛澤東做了匯報。（參見《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455頁。）9月，皖北地區疫病流行甚為嚴重，僅鳳臺縣即有6萬余人感染疾病，定遠縣痢疾也普遍流行。周恩來得知情況后，迅速批示衛生部派遣醫療隊前往救治。（參見《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310頁。）10月7日，周恩來署名發布了《政務院關于發動秋季種痘運動的指示》，要求全國各地普種牛痘，以達“全國范圍內基本的消滅天花”之目的。（參見《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3冊，第394頁。）1952年3月4日，周恩來還召集聶榮臻和有關部門負責人開會，商議在東北和沿海地區全面進行防疫工作的措施，并同其商議聘請蘇聯防疫專家、訂購疫苗等問題。4月5日，周恩來就北京防疫工作問題給毛澤東寫信，建議在北京選擇一個較易隔離的郊外建筑，“一旦北京發生傳染性的病癥，即可立即宣布這所建筑為隔離病院”。毛澤東對此表示同意，并請周恩來召集一次會議予以決定。4月15日，周恩來在其關于兩個月來反細菌戰工作的總結報告中建議：“在有疫情的地區，應實行局部的小封鎖。一家內有疫情封鎖一家；村內數家有疫情，封鎖一村；區內數村有疫情封鎖一區；縣內數區有疫情封鎖一縣。”（《毛澤東、周恩來關于衛生防疫和醫療工作的文獻選載》，《黨的文獻》2003年第5期。）

　　周恩來還密切關注受各種疾病困擾的廣大人民群眾的生產與生活問題。1958年11月12日，他向衛生部長李德全、副部長徐運北詢問當前防病治病的情況，指示他們除應注意當前疫情，還應考慮集體化引起的人們衣食住行的變化。（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189頁。）1960年冬，河南省信陽市等地因自然災害和一些干部嚴重的浮夸風、高指標、高征購和強迫命令等，導致群眾吃不飽，加上勞動強度大，造成大批群眾得病和死亡。周恩來極為關切，指示衛生部門要全力以赴防治浮腫病，同時指示衛生部要有專人負責，掌握疫情，組織交流防治經驗，每周向其作一次書面報告，緊急情況時可隨時向總理辦公室電話匯報。（參見《我們的周總理》，第460-461頁。）在包括周恩來在內的黨中央領導人的關懷下，全黨戰勝了嚴重災害，數以萬計的浮腫病人得以治愈，眾多干瘦病人免于死亡。據周恩來的保健醫生張佐良回憶，1966年紅衛兵全國大串聯的高峰期間，每天進出北京的紅衛兵數量達到150萬至170萬人之多，衛生狀況很不樂觀。是年秋末冬初，呼吸道與腸胃道傳染病流行甚烈，“北京各醫院凡是能呆人的地方……包括走廊上都躺滿了病人” （張佐良：《周恩來的最后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頁。）。

　　1966年秋至1967年春適逢流腦爆發，大串聯加劇了疫情的傳播。而衛生部因“文化大革命”已無法開展正常工作。1967年3月7日，周恩來就此問題向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和李先念批示說：“最好建立一防治腦膜炎辦公室，……馬上開始工作。這些人要用全力以赴，不要再以其他工作干擾他們。”（《毛澤東、周恩來關于衛生防疫和醫療工作的文獻選載》，《黨的文獻》2003年第5期。）3月24日，周恩來召集衛生部黨組成員開會，詢問防疫情況，說抓流腦、抓防疫“這個工作是最緊急的，一天都不能遲緩”（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第140頁。）。在周恩來的關懷和指示下，各地采取相應防治措施，疫情嚴重的地區還成立了防治流腦的機構，1968年后各地疫情逐步下降。

　　新中國成立以后，周恩來從人民群眾的生命和健康安全出發，對于人民衛生防疫事業的發展給予了高度重視和切實指導，為推動新中國衛生防疫事業的進步和人民健康水平的提高，作出了重要貢獻。

　　〔作者李洪河，河南師范大學政治與管理科學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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